作者：邓羽辛
责任编辑：周燕琪
打开桌游的纸盒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些画着三角、方块和圆形的塑料卡片、一堆写满问题的卡片、一张共计16个节点的地图，以及长长的规则指南和性别知识科普——如果不提前阅读，诸如“间性”、“性别表达”、“性别认同”等词会令部分玩家云里雾里。这就是《我的性别大闯关》，玩家需抽取由“性别体征”、“性别认同”与“性别表达”三部分构成的身份，然后从起点掷骰前进，根据自己的身份面对不同节点的问题。它的框架类似大富翁，但又有相当的异质性：毕竟，一般大富翁类游戏不会让你扮演一个性别认同为女性、有一个异性恋男朋友的双性人，也不会问你要怎么应付孩子“我想变性”的请求。
2017年在同语工作时，刘新童与她的朋友K设计了这款桌游。在公益类、教育类游戏逐步走入视野的今天，“游戏正向价值”议题已没有那么惊世骇俗。然而《我的性别大闯关》仍然对现实有相当的敏感度：不同于“环保”等几乎没有争议的话题，性别问题在当下总显得有些暧昧。游戏能穿透“政治正确”之下业已结构化的问题吗？在努力抵达美好生活的漫长革命中，游戏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时隔五年，我们终于有机会邀请刘新童，聊一聊这个她游戏设计生涯中唯一的作品。
2022年9月 游戏的人档案馆组织《我的性别大闯关》试玩活动
断裂的游戏史和游戏设计
刘新童最开始玩游戏是在小学一二年级。当时哥哥把喜欢的游戏装在了她的电脑里，她得以跟着“打打杀杀”。她印象最深的是《沙漠战车》和《噬魂》，一个是在广袤的沙漠里开赛车找钻石，一个则是搏击类游戏。“我特别喜欢在沙漠里乱开，很疗愈，而且很超现实，”刘新童回忆，“但在《噬魂》里，我的肾上腺素急剧飙升，就是想把别人打死。”过年时，她和哥哥会通宵打游戏，世界仿佛只剩下自己和键盘，无法停下来。“我不是一个想把别人打死的人”，她笑起来，“但在游戏里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。”这种体验很难转化成她自己的创作，但却补足了她人格的一部分。
初中时，她开始跟同学玩《小鱼儿花无缺》，卡关就给“脑子好”的朋友打电话。但这也不是主动选择，是被动的，是因为同龄人也在玩。研究生时，同居的恋人喜欢打游戏，他们请假在家没日没夜地玩《泰拉瑞亚》，操纵像素块把地下的熔岩一桶一桶挖到天上。那种高纯度、高密度的体验令她难以忘怀：“我当时真的创造了特别多东西，很多小机器。”回国后她逐渐开始自主挑选，偏爱《锈湖》一类解谜游戏。“我好像在游戏选择上一直没有太多主体性。”刘新童评价道，大概这也是为何她总说自己是个“稚嫩的玩家”。
然而《我的性别大闯关》与这些游戏如此不同，比起拳拳到肉的搏击游戏，它提供的是另一种具身化的经验。刘新童平日也很少特意体验LGBTQ议题相关的游戏，作为玩家，她还是喜欢可玩性高的作品。在设计《性别大闯关》时，她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一个性别知识的普及者，而非一个游戏设计师。这种游戏史与游戏设计实践的断裂对17年2月的刘新童而言还隐而未彰，“我当时的思考很单薄，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讲，这是倡导的一种延伸，而且形式做了变化。” 如今她思考的更多是如何打通不同社会身份角色之间的信息，领域内的垂直知识如何破圈，要怎样真正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壁垒。她对那种游戏带来的“形式变化”有了更深切的感受，一些过往经历的支流慢慢汇入海洋中。读研时刘新童学过Game Design，授课教师是纽约Game Festival的创始人，这个游戏节上每年都会展出大量社会议题相关的游戏。在这门课上，她了解到游戏的基本机制和玩家心理，做了一个关于皮条客与站街女的课程作业。但那时她仍然没有想过以后要做游戏设计，她只感觉游戏对人与人关系的呈现非常独特，“有很多常规的deep conversation难以说出的东西”。
组织《大闯关》试玩时，刘新童与K收到的普遍评价是“太干了”。“这个和创作者的性格很像，”刘新童有点无奈，“你看那一长页规则。”但它的话题性足够高，在沉浸体验后，玩家往往也不再在意趣味性低的问题。“他就会发现自己在聊天，有源源不断的、从未想过的话题组合出现在面前。他会进入这些身份带来的困境中，也就不太在意是不是在玩游戏。”许多玩家惊异于“挑战牌”中少数民族面临的隐形歧视，或者就业时的疾病歧视，大家最多的反馈是“原来还有这种问题，我从来不知道”。
刘新童对我们试玩的体验也十分感兴趣：我们告诉她，其中一个玩家将《大闯关》视为一个策略性游戏，他抓住了规则的漏洞，为自己设定了优越的经济条件，许多严峻的挑战（比如变性手术高昂的费用）都迎刃而解。“我觉得这是好的，”她笑起来，“因为我们最终就是要反思特权和反思系统性压迫，他帮助整个谈话更有多样性。大家会意识到，为什么钱可以解决问题？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让钱成为这个社会运行的硬通货吗？这个玩家提供了一个让对话更加丰满的契机，但还是有前提，一定要有人能和他对话。”
这再次表明《性别大闯关》与一般桌游的差异，甚至它的游戏属性都没有那么鲜明：似乎它更多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契机，这也导致整个游戏非常依赖对议题已有相当了解的引导员。然而，这种交流的动力与空间却很难诉诸游戏以外的媒介。“桌游是面对面的，人和人的连接程度更高，超脱于当下的游戏结果和输赢，你能获得真实的连接。”作为玩家的游戏体验与作为设计者的实践之所以断裂，是因为刘新童并不倾向于本质主义地理解游戏。这使得她在玩游戏和做游戏时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负担，能将目光放在她“此时此刻”的关切中，而非锚定在某个坐标上。
连续的关切：媒介与生命体验
提到为何设计《我的性别大闯关》，刘新童坦诚道：“它首先是一份工作。”同语当时致力于校园倡导，想挖掘还有哪些未曾涉猎的形式。做桌游的想法也许来自K，但刘新童没有问过为何她有这个想法。“她把很多交叉性议题想得非常透彻，关卡上的题很多都包含在她的生命体验中，她会想，如果一个个体在性别身份外还有其他标签的身份，那受到的系统性压迫会非常强烈。但有时我们作为一个拥有特权的人，可能无法想象到这些。”她给K的评价很高，“但到底为什么选择用游戏做这个，我从来没有问过。”
尽管未曾探寻过原始动机，但对刘新童而言，游戏作为一种特殊媒介的“神奇力量”毋庸置疑。谈及社会议题类游戏的经典矛盾，她的态度相当开放：“游戏从业者会很注重游戏的主体性，认为游戏一定要好玩，不能沦为教育的工具。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是非之争。”她希望通过“游戏化”解决那种困顿于垂直领域的状况，真正重要的是“人”的感受——是人与人在通过游戏彼此连接时，接收方到底感受到了什么。“什么叫好玩？你怎么定义它的价值？最终玩的那个人收获到了什么？”坚定的游戏本体论者与严格的教益论者之间总发生无谓的争论，对刘新童而言二者都过分强调创作者的自我意识，她更想“站在对岸”思考：“讨论游戏如何平衡信息性和可玩性，如果站在创作者角度不过是满足自恋而已，要站在用户的角度，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体验者，你希望收获什么。”
这种反本质主义而看重“当下的人”的倾向，也许在她生命中一直连续流淌着。“我有强烈的利他属性。”她讲述本科时做校园运动，申请不到海报位就把海报贴在地上。保安冲上来，她与同伴就在后面撕。研究生毕业后，她也一直在各种公益组织中工作。对于教育类或公益类游戏如何收获更多玩家，她有成熟而现实的考量。剥去游戏玫瑰色的外衣，市场并不是简单的“产品—用户”互动。“比如，假设国内普遍开设了性教育课程，那么可以争取让这款桌游成为教辅工具，通过教育系统进入玩家的世界。”刘新童举了个例子，教育类游戏并不一定直接通过市场购买直面用户，在现实中“可玩性”与“教育性”也许自始至终不构成那种抽象对峙的关系，而是处于复杂的互动中。
如果让现在的刘新童描绘她理想中的游戏设计，她希望它能足够简洁。“它可能每个环节只有一个信息，一种感受就够了。越简单的东西可能越难想。”她想要构筑一个空间，三观五感都能被调动，让参与者能和这个空间产生关系。“像某些展览，把各种感觉交互在一起，通过一种立体的体验，去传达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。”她想了想，“上海那边有一个‘死亡咖啡馆’，你要进去躺在火化的盒子里，在里面待上充满黑暗的几分钟。我觉得给人的冲击非常大。”
结语：美好生活如何可能
也许对大多数人而言，“公益”是大学时代的学分要求，或一定频率的捐款。像性别问题一样，它有高度的正当性，但不是所有人都真正将之作为自己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对刘新童而言，它已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褪下了宣传话语中的宏大叙事，但理想并没有被淹没。在解释什么是“政治哲学”时，施特劳斯说，如果人们把获得有关好的生活、好的社会的知识作为他们明确的目标，政治哲学就出现了。尽管我们很难思考“人类的伟大目标”，但“美好生活如何可能”是一个永恒的问题。游戏使我们更接近那个平等、包容的社会了吗？这仍旧是一个过大的问题，但“游戏正向价值”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：在与诸多成见对抗的同时，我们并不奢求能给予答案，而是提出一种当下的、人与人的可能。谈到这变化多端的两年时，刘新童说：“我们要把线上的这份连接真实地带到线下去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更深的生命连接，我们彼此因一个事情的关切都聚在了一起。”当我们讨论游戏时，我们不是在讨论某个形而上的、本质化的“存在”，而是讨论一个生命如何透过它触碰到了其他生命。“生命体验非常复杂。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把一份关切转化成我们彼此生命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。在现在这个限制的环境下，我觉得第一要务可能是保护好自己的能量。”那些朝向美好生活的努力，必须是出于一时一地的，但最终它会超越一时一地。
